清代封的亲王有何不同？恭王府博物馆的王府文化研究是从何处着手的？恭亲王奕訢的彩色肖像画是谁画的？这些问题在一场研讨会上都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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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第一届王府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京开幕。来自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等12家单位的5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7月24日，恭王府博物馆馆长、党委书记冯乃恩在第一届王府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清代的王不都是“铁帽子王”？

清朝封王有许多不同以往的特点。在当天下午的研讨会上，南开大学教授杜家骥以《清代的皇子册封分府及王府配置》为题，做了主旨演讲。

杜家骥介绍，清代皇子不皆封最高的亲王，且封王者也多不世袭罔替。“往代封王都是‘铁帽子王’，清代只有不降级的才是‘铁帽子王’，大部分王都会降级。我做过统计，清代封王的数量只相当于明代的十分之一。”

南开大学教授杜家骥主旨发言，讲述清代的皇子册封分府及王府配置。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清代王公不分封地方，皆聚集京城。杜家骥介绍，该制度定于入关前，这是努尔哈赤战胜蒙古、统一东北的一个重要策略。

此外，皇子册封的时间，康熙中期以后不固定，且册封年龄偏大。他介绍，入关后，曾定皇子分封年龄为 15岁（虚岁），但实行时期很短，仅实行于顺治、康熙前期。

康熙中期以后，并不严格按照固定年龄（15岁）分封。康熙帝以后各朝皇帝皇子，基本上不按15岁册封。

“乾隆帝的寿命很长，在位时间又很长，陶醉于多代同堂、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最早分封的是乾隆三十年（1765)，电视剧《还珠格格》中25岁的皇五子永琪，封为荣亲王。十年后，封皇八子永璇为仪郡王（34岁）。此后，又封成亲王永瑆（38岁）、嘉亲王永琰等。但册封后，不让他们出宫，仍让他们与自己同居宫中。”杜家骥说。

此外，杜家骥还介绍了皇子册封的相关礼制及王府各项配置，包括金银珠宝、各类服务人员等。“大家熟知的《甄嬛传》中，年妃和年羹尧就是分给雍亲王胤禛的佐领下人。”

嘉宾参观恭王府的历史展览。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王府文化研究，从“清代老照片”入手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王府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恭王府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是难得的王府文化标本。

恭王府博物馆的王府文化研究从何处入手？切入点是收集清代王府老照片。

王府历史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孙其刚介绍，2005年，恭王府的定位正式确立，即筹办以王府文化为特色的专题博物馆，并确定了“一面、一线、一点”的基本思路。“一面即通过王府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全面展示中国清代王府文化包含的诸多方面；一线即从和坤乾隆四十一年建和宅开始，到恭王府被小恭王变卖这条线；一点即以恭王府现有的古建园林和历史复原性陈列展为代表，将其之前的历史信息保留下来。”

王府历史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孙其刚主旨发言。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2008年，恭王府博物馆实现了府邸和花园的全面开放，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既然恭王府的特色、重点和亮点主要体现在古建园林、基本陈列、复原陈列三大方面，那么突出特色的前提或切入点首先是广泛收集各种历史信息资料，寻找维修古建和陈列展览的科学依据，为此，我们确定了这几年的工作和研究重点，反复强调当前收集历史资料和老照片的重要性。”孙其刚说。

“老照片使我们了解到恭王府一些建筑的室内装修情况，如乐道堂内装修，神殿‘嘉乐堂’室内的灶、佛楼一层、水法楼等，其中，多福轩复原陈设是老照片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孙其刚表示。

嘉宾参观复原的恭亲王奕訢的会客厅——多福轩。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此外，孙其刚介绍，恭王府博物馆还征集了与清代王府历史文化相关的古籍文献，如恭亲王奕訢的《萃锦吟》（王府刊本）和《岵屺怀音》(王府刊本〉，一些西文文献如康格夫人的 《中国来信》，还有王公家谱、王庄地亩表册等档案、文献等。

已知最早记录中国皇室的照片是恭亲王奕訢照片

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馆员孟庆重展示了一张恭亲王奕訢的彩色肖像画，以及一张黑白照片。

透过照片及肖像画，观众可以看到一位表情阴郁、双眉不展，眼神中充满愁苦与无奈的亲王形象。这张黑白照片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彩色肖像画又有怎样的联系？

孟庆重介绍，众所周知，咸丰年间，英法两国联手对清政府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与清军展开了激战，在击退了清军主力之后，直逼北京，京师告急。咸丰皇帝得到消息之后迅速逃往热河行宫，此时一直备受冷落的恭亲王奕訢临危受命，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在联军的威胁下，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作为随军记者的菲利斯·比托，自然不会错过这个为《北京条约》的签订进行新闻配图的机会。”他说，于是便有了开头那张恭亲王奕訢的肖像照。

该肖像照是目前已知的最早记录中国皇室成员的照片，菲利斯·比托也有幸成为拍摄中国皇室成员的第一位外国摄影师。

然而，孟庆重介绍，这张照片并不是在谈判地拍摄的。据史料记载，《北京条约》签约仪式于1860年10月24日在北京皇城的礼部大堂举行。拍摄过程并不像比托想象中顺利。“恭亲王奕訢在面对镜头时非常恐惧，而且，当天礼部大堂的光线并不好，导致拍照并不成功，比托感到非常遗憾，认为自己失去了唯一一次为恭亲王拍摄肖像照的机会。”

不久后，事情迎来转机。“咸丰皇帝同意条约签订的上谕从热河发出之后，恭亲王于11月2日到访了额尔金的驻地进行告知，比托抓住了这次机会，为恭亲王拍摄了肖像照。”孟庆重说。

“最终，我们在《额尔金书信与日记选》中找到了答案，书中详细记录了额尔金在北京的行动轨迹。其中记载，‘10月2日，恭亲王拜访了我，最后我们还给恭亲王照了一张相，看起来他好像并不喜欢被拍照。’”

此后，19世纪中叶，西方摄影术的出现对于西洋肖像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照相写实肖像画艺术应运而生。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即为关联昌。

“这幅恭亲王奕訢彩色肖像画相传出自关联昌之手，它是以比托拍摄的恭亲王奕訢老照片为蓝本，忠实地还原了奕訢的样貌特征与服饰，表现出作者对于人物肖像深刻的洞察力，画面结构比例精准，技法娴熟，明暗处理到位，不仅对研究早期摄影术传入中国具有重要价值，更为研究清代王府造像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孟庆重表示。

据悉，此次研讨会受到了文博界、清史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共收到论文45篇，将分两天，七个单元，围绕清代王府历史文化这一主题，从王府历史、人物、建筑、园林、园寝、档案、收藏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研究成果新见迭出，将填补部分清史与文物研究的空白，推进文化传承发展。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张磊 校对 刘越